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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进新疆艾青诗歌馆

www. lj10000.cn   [字体: ]   作者:不详  来源:不详  浏览:9585

   一位新疆艾青“弟子”对老师40年不断的怀念———

    我漫步在“艾青诗歌馆”的展厅,漫步在40年前回忆的屏幕中,漫步在青年时代美丽的回顾里,漫步在岁月发黄的影像旁。唔,艾青先生,你的笑貌历历在目,你的谈吐轰响在耳,只是岁月无情,故人难寻,只落得人去楼空,斯人消瘦。艾青师,我们想念你呀!想念你!深深地。
    记忆像一叶白帆,沿着时间的河流溯流而上。
    认识先生是“三年灾害”后期,我从鲁南小城亡命新疆,艾青早我一年流放绿洲赋闲。我在一家小厂抡锤打铁,他在农八师大院闭门思过。同在弹丸小城生存,见面的机会总是有的。这天,先生陪农八师政委鱼正东到工厂巡视,我正趴在床上写诗,助理员黄登来跑来说:“艾青来了!”我丢下笔,急匆匆赶到工厂门口,从吉普车下来两个中年人,第六感觉告诉我哪个是艾青:伟岸的身材,右眉骨上一个大包,超凡的诗人风度。他当时虽是戴罪之身,但在我心目中,仍是那么高大。在中学教科书,我毕竟读过《大堰河,我的保姆》、《黎明的通知》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“追星族”,我想,我也就属于那个年代的追星族了。我远远地望着,虔诚地行着注目礼,以一个文学少年对“世界级”大师的崇敬。我很想上前搭话,但始终未敢迈动一步,这时我脑海里浮现出“高山仰止”的词汇。
    机会来了。1962年11月,我有缘以“工人诗人”的身份参加北疆创作会。艾青先生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,会上争论些什么,我全记不清了,只把先生的音容笑貌牢牢地镌刻在大脑的荧屏上。下午,我有意坐在了先生的身旁,诗人的灵感像静电一样感应着我,一挥而就在笔记本上写了首《致诗人》:
    十年前我读到你的名字
    只知道你是一位诗人
    十年来我读了你无数火热的诗句
    才对你敬爱得这般的深……
    全诗48行,我撕下来递给他,先生看完谦虚地摇摇头,然后提笔在背面写了几个字:小鬼叫什么名字?我接过写道:工人高炯浩。他一副“知道了”的样子点点头,他一定是在当地的《大跃进报》上见到过我的顺口溜了。然后说:“小鬼蛮聪明的,有空到家里去玩吧!”
    会后我便去拜访先生,先生显得挺高兴,这就打消了我的拘束,话题像快活的小鸟,从这个枝头蹦到那个枝头,也许“童言无忌”,我竟问起他右眉骨的大包。先生笑呵呵地说:“走路不注意碰的嘛!”“怎么碰了不消肿?”我开始犯傻。“经常碰壁就消不下去了。”先生还是笑。见我还是没弄懂,便给我讲了个笑话:“我母亲怀我怀了11个月,生产时难产,生了三天三夜才生下来,生下来我便大哭大叫,我母亲听懂了:人世太艰难,我不愿出生啊!”这次我彻底听懂了,诗人的睿智令我惊叹,他的每句话记录下来都是哲理诗,让你回味无穷。
    他两岁的小儿子丹丹哭了,先生怕打扰了我们的谈话,顺手用钢笔在一张纸片上画了两只羊和一只牧羊犬,丹丹接过画端详了一会,停止了哭声。我知道先生是学油画的,并曾留洋巴黎。便从地上捡起那张画片让先生签个名字,先生又呵呵地笑了:“怎么,这还能当文物保存吗?”“是的,我要留作纪念。”在我固执地请求下,先生终于签了名字(不幸的是这份珍品在“文革”中被抄家搜走了)。
    后来,我成了先生家的常客,常去谈天的还有滨之(后改名石河,现石河子文联主席、《绿风》诗刊主编)、田文俊,有时我们也一起去。艾青很健谈,谈他的故乡,童年,也谈他留学法国和潘玉良相识的故事(那时我才知道有个妓女画家叫潘玉良)。这时我们总是陶醉在文学和艺术的天国里,城市里的喧嚣和尘世的污浊都远遁而去,我们在和缪斯女神甜蜜地拥抱接吻,心灵在诗的甘霖里洗淘升华……
    感谢那场“运动”把诗坛泰斗交给了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崇拜者,否则我们哪有这种机会成为他的弟子呢!读先生的诗不少是从批判文章中读到的,当时年轻的我记忆力特别好,谈起先生的旧作,我便大段大段地背诵,先生总是称赞说,你的记忆力真好,我自己写过的诗都记不起呢!他有时也翻影集给我们看,有在金华故乡老宅的“长袍马褂”,也有巴黎留学的“西装革履”,还有张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”时的合影,周扬、丁玲、王实味、艾青都在里边,一本影集一部中国文人的沧桑史,我背起诗人1957年回故乡时写的《双尖山》的开首:“走的时候是少年/回来的时候是中年。”先生被感动了,我分明看到他眼里饱含泪水。
    我有时也带上自己的新作给他看,先生总是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修改,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,时时让我过意不去。我年轻时挺“狂”,在那极左思潮的畸形年代,单位有人跑到先生那里反映我“骄傲”,先生婉转地批评了我:“骄傲没什么大不了的,但必须要有骄傲的资本。”先生批评完怕我受不了,又补充了句:“人受人妒嫉不是件坏事,只有白痴才不受人妒嫉。”先生总是用辩证法,教我怎样做人,逐渐地,我变得谦虚谨慎起来。
    去的次数多了,我慢慢发现,先生心境很寂寞,他远离“人世”,大部分时间是靠回忆过日子,只有我们的来访才给他带来些许慰藉,虽然层次不高,毕竟算是知音了!这样一来,过去“讨扰”的心情没有了,我们往往吃过早饭便去,谈上三四个小时,直到高瑛女士在隔壁敲墙壁了,我们才躬身告别。想想那时真清贫得可以,一阵“精神会餐”后,先生竟无力留我们吃饭,于是在厨房“定量”做饭的高瑛只有打“无线电话”。
    那时没有“顾问”的名称,农八师文工团彩排时,总要叫上他观摩,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,《大跃进》报编辑张和钟竟私自决定发表先生的诗歌。《泉水》、《年轻的城》,一批文献式的作品在这张仅有4000印份的小报上陆续见报了。这也是全国第一家首先发表“右派诗人”艾青作品的报纸。坦诚地讲,先生那段时间的作品艺术价值不高,一些较有欣赏眼光的读者大肆批评先生的新作,有人竟奚落先生“蒋”郎才尽(艾青姓蒋,真名蒋海澄),其实当时极左势潮已让人喘不过气来,诗神在呻吟,像被家人遗弃的小姑娘哀哀哭啼。我们都在用两只手写诗,一些是专门用来发表的,一些是写给自己和朋友们看的,我想先生的诗也是如此。
    那场“红色风暴”终于刮来了,小城少文化人,艾青先生自然是首当其冲,师机关的第一张大字报便声称揪出了个“三家村”,“村长”是艾青,“村民”是滨之和我。我当时颇感委屈,事后想想常在省级报刊发表诗文的只有我们两人,先生当了村长,没有“爪牙”哪能行?何况三人之间确有师生关系呢。
    文学青年们被迫“交待”和艾青的关系,因为滨之和我是艾青的“死党”,有的单位还让和我们一样年龄的年轻人“交待”和“艾青死党”的关系!荒唐绝顶的岁月啊,苦恼人的笑!先生被逐出师部大院,发配到144团一个偏远的连队打扫厕所,按照当时的时髦说法是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”。
    天各一方,人人自危,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仍然互相打听对方的情况。1968年全国武斗开始,对“死老虎”看管松了些,一天在八师商店碰到了进城的高瑛,我们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似的在柜台角落边谈了阵话,高瑛告诉我们放心,艾青的身体很好,群众都夸他的厕所打扫得干净。特殊岁月的特殊“荣誉”,人们已不知道天底下还有“人权”这个字眼。
    1975年,先生患白内障眼疾,在兵团司令员张竭诚的特批下,由高瑛相陪去北京看病,从此,他再也没有回过新疆。但是他怀念新疆,怀念绿洲石河子,后来,他和北京朋友谈起在新疆的16年生活时,不无豁达地说:“有人说我被‘流放’石河子,我倒认为去石河子远离了斗争的台风眼,石河子人保护了我,假如一直在北京,这条老命怕早丢给‘红卫兵’了。”
    我们的民族毕竟熬过了那个“史无前例”的荒唐岁月。1983年,石河子报总编王菁华派我到北京请先生为副刊题写刊头,这真是个拜师访友的好机会,这时的我已是报社文学编辑;石河是《绿风》诗刊编辑;田文俊是农八师文工团创作员。艾青先生“四家店”的“小伙计”都混出了个人模狗样。先生复出,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我们算是他的“麾下”了,那次进京,真有点“参见元帅”的感觉。
    我颇费周折才打听到火车站下的丰收胡同,先生仿佛是专门迎候我似的,正站在门前背手远眺,我知道先生眼力不好,便放松了脚步想给他一个惊喜,走到近前,我大声叫道:“艾青老师,还认识我吗?”艾青先生眼睛一亮:“高炯浩嘛,你怎么找到这里来啦!”我们亲热地握手,他还父亲般地搂住我的肩拍了拍。我们进四合院,他大声地喊:“高瑛,你看谁来了?”高瑛迎出来笑嘻嘻地打招呼:“哟,我们高家的才子来了!”我忙“推辞”:“秀才进了圣人府,还敢舞文弄墨吗?”
    进屋落座,高瑛沏上茶,先生便连珠炮地发问:“杨牧办进城了?”“石河在干什么?”“你也在《绿风》当编辑?”我一一简短作答。稍有空闲,我打开书包递上新疆土产说:“我代表石河子的所有学生,向老师表示敬意,感谢您的布道。”先生谦虚地说:“写诗是教不出来的,那是靠着你们的才气嘛。”“一个仅有10万人口的小城,出了7名在全国小有名气的诗人,如果不是有大师点化,这绝不可能。”我说。
    我提出请先生题写副刊刊头,先生说:“我不是书法家,对石河子报是两回事,这张小报的编辑为发我的作品挨了批斗,这字我必须写。”高瑛调墨铺纸,先生接连写了五个“玛河”,让我带去挑选。
    谁也想不到这是最后的晤面!以后再去北京,先生不是外出,就是接待外宾,总之不在家,都是靠杨牧开会回来告诉:艾青老师向大家问好。
    艾青在石河子的弟子们后来都当上了“官”,甚至“徒孙”们也都很有出息,弟子们筹划着要在石河子建立“艾青诗歌纪念馆”。那年3月,师领导给我打来电话,他们即将启程去北京面见先生,希望《工人时报》能将建馆消息及时见报。这自然是举手之劳的事,我的副刊编辑也是位青年诗人,立即撤换稿件。
    正当人们紧锣密鼓地筹办艾青诗歌纪念馆时,诗人生命的“火把”熄灭了,诗人从欧罗巴带回的那支芦笛,再也流不出潺潺的音符,一个诗的时代结束了。
    屈指算来,先生驾鹤西去已10年了,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一趟艾青诗歌馆,拜谒先生的故居,浏览先生的旧物,观赏先生的手迹,每次,我都像重返了一次青少年时代,沉浸于文人式的友情的陶醉里。昔日的回忆是那样的令人刻骨铭心,又是那样的令人终生难忘!
    艾青老师,今天我又来看你了,我伫立在你的照片前,伫立成一块沉默的碑石,一块有着生命和思想的碑石。我仿佛听到你的来自天堂的朗朗笑声,那笑声在苍穹似的大厅里隆隆回响,回响……
链接:艾青诗歌馆
    艾青诗歌馆总投资350万元,建筑面积约10亩,馆内使用面积达2484平方米,于1998年11月正式落成。艾青诗歌馆主体分三个展厅。一展厅:艾青同志的生平及主要著作。二展厅:记叙了艾青同志的晚年,各国领导人及文艺界著名人士对艾青的评价。三展厅:是许多艺术家怀念艾青同志的珍贵文章、书画。
    艾青于1959年底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1960年正式到农八师石河子市。1967年被遣送到条件最艰苦的、有“小西伯利亚”之称的偏远连队144团参加劳动。艾青在石河子居住长达15年之久,1975年底才回到北京,1978年正式平反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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